1，穷人福利不可能通过打压富人来实现

今天人们谈论底特律城市破产的时候，汽车产业的衰败往往被作为一个重要原因。但在人类科技进步发展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的寿命往往比科技更长，一个有活力、有创造能力的城市，有能力应对甚至引领科技进步与发展。城市的衰败，除了气候变化导致不适合人居、单一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乃是人力不可扭转之外，其它类型城市的衰败，多半有人为的原因在起根本性的作用。导致底特律最终衰败的原因，就在于城市最具创造力群体的迁出！

1973年，科尔曼·扬当选底特律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市长。看上去黑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但其上任期间的所得税方案却变相逆转了当地人和整个城市的命运。向富人征税，用于资助向穷人提供的服务，看上去很美，但却带来了糟糕的后果——变相鼓励相对富裕的公民和企业离开这里——而这部分人群，恰恰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而他上任后发表的一些言论，直接加剧了历史性的“白人逃离”现象——“我警告那些毒贩、剽窃艺术家、抢劫犯……现在是该离开底特律的时候了……赶紧上路吧……我不管你们是白人还是黑人，穿着套装还是蓝色制服……”因直言不讳地表达对黑人群体长期遭受孤立和压制的不满，科尔曼·扬轻松连任了五届市长。底特律逐渐变成了一座黑人主导的城市，在他上任之初，白人占到55.5%，2008年时缩减为11.1%。与此同时，全球汽车业在发生巨变。1988年，最后一趟列车从底特律西部的密歇根中央车站驶出，不久之后，日本车本田雅阁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汽车。历史被彻底改变了，而且似乎不可挽回。

除了“劫富济贫”的税收制度变相驱赶富人，安全问题也成为富人逃离的重要原因，秦晖教授在《城市里的穷人与富人》一文中谈到：在美国确实有明显的“穷人住市区，乃至市中心附近，富人住郊区乃至卫星城”的现象。但是，欧洲这种“郊区化”模式就极少见。如果细考美国城市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在美国很多地方，市中心衰落和富人迁往郊区的趋势早在汽车普及前的19世纪末已经开始。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穷人，尤其原来绝大部分是庄园苦力的黑人，在获得自由和公民权后纷纷进城，几十年内黑人就从过去基本属于乡村族群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都市化族群，城居率比白人高出很多。于是美国城市出现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现象。当然，穷人不可能强制“驱逐”富人，可是在穷人入住的地方，富人自己就搬走了。罗斯福新政后，城里出现了很多政府盖的福利楼，附近的富人乃至中产阶层就纷纷迁出。纽约著名的哈勒姆贫民区就是这种“穷人驱逐富人”的产物。而芝加哥、底特律、费城等城市主城区的没落（以及郊区的兴起）也都是类似的过程。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南非。新南非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也发生了所谓“芝加哥化”、“底特律化”的过程。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初，“黑白壁垒”破除，大量黑人从城外（按照中国的说法应该叫“城乡结合部”）的索韦托迁入过去他们不能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和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一时导致索韦托人口大减，但不久，由于其他地方黑人迁入，以及约翰内斯堡进入萧条状态等原因造成回迁，索韦托人口又在增加。

另一方面，在索韦托状况改善的同时，原来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却出现明显的“底特律化”衰落趋势。大量黑人贫民迁入后，治安严重恶化，富人和大公司纷纷迁出，星级酒店等豪华场所陆续停业。昔日的约翰内斯堡曾经集中了全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层建筑，号称“非洲曼哈顿”。但在过渡期和新南非初期的混乱中，不仅黑人贫民占领空房空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该市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也在被废弃后一度成为三教九流乃至犯罪团伙的居所。在1990年代末，尽管这里的高档场所纷纷歇业，豪华大楼里尽是无房可住的“占领者”，但是穷人仍是熙熙攘攘，先前的豪华商圈，如今地摊密布，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成了“高楼林立的索韦托”，后来因为没法就业，黑人又纷纷离去，这里陷入彻底的萧条。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

于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索韦托）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无怪乎有理想主义者感叹：“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桑顿”。种族界限依然分明，令人怀疑新型种族隔离城市正在形成，黑人解放不是白搞了吗？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优秀学者，秦晖教授当然不可能否定废除种族歧视与隔离的价值，他写道：“对于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只看‘鬼城’是不可能有全面的认识的。但如果不看索韦托的改善，也不看桑顿的繁华，只看沦为‘鬼城’的约翰内斯堡旧商业-金融区的破败，怎么能真正认识新南非呢？尽管如此，这种旧城的破败与商业-金融中心的大搬家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不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价，黑人穷人也损失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由于最先撤离到桑顿去的白人富人后来在桑顿崛起时房地产价格的急升中还发了财，黑人穷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损失未必更小。因此在肯定黑人解放成就的同时，如何避免与减少这种代价是值得人们研究的课题。”

当代中国的“鬼城”形成机制，在中小城市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划不遵从市场规律，地方官员“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不负责任的“大手笔大气魄”严重超出市场需求，在无市的地方造城，形成有城无市、有城无人的巨大空置与浪费。在大城市，则形成不是底特律却酷似底特律的“底特律化”特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房屋限购以及对富人房屋征税的呼声格外强烈。但是，底特律的经验教训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财富与自由、公平的敌人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不是富人。

看看底特律是怎么衰败的？因为以剥夺富人财富自由的方式过度维护穷人利益；看看迪拜是怎么兴盛的？恰恰是因为低税收！如果大城市不让先富起来的人们持有第二第三套房，房租将会变得非常高昂，新移民只会连地下室也租不起！如果一座城市对富人征税而富人仍能够通过房租等方式转嫁成本，那么直接损失的还是租房的相对穷人；如果一座城市对富人征税征到富人不能再转嫁成本，进而导致富人抛售房屋，那么将意味着这座城市将不再对富人有吸引力，富人在抛售城市房屋的同时也必将抛弃整座城市，等待这座城市的命运将只有一个，就是衰败。

2，城市复杂性决定了贫民窟不可能消除

城市的本质，是人的聚集带来就业机会的空前增加和人的空前自由。尤其在告别了工业立城进入服务业立城的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资源、工业等外在因素对城市生命力的作用将越来越无足轻重，职业分工、税费、安全、制度、文化等软环境因素将变得越来越成为决定性因素。

在决定城市活力的诸多因素中，第一要紧的是相关性。这个相关性与城市的复杂性、开放性包容性等密切相关。行业分工越复杂、越细的城市，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外来人口的相关性越紧密，城市的活力就越强，其自我生长的能力也越强。

与城市行业分工的复杂性相适应的，是城市居民收入落差的扩大。城市越大、行业分工越复杂，城市居民收入落差越大。收入落差越大，意味着底层向上生长的空间可能也越大！这就是城市对于低收入人群的最大魅力之所在！

由此而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基本问题：任何试图以任何方式消灭城市贫民和贫民窟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甚至是危险的致命的自负！因为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包括相当数量的穷人从五湖四海流入城市；城市内部的行业分工越细越复杂，流入人口中的三教九流就越多，其贫富落差本身也越大。落差越大，城市收入中位数以下的人群可能越多。如果你是以劫富济贫的方式增加穷人福利，那么有可能赶走富人，赶走城市最有活力的创造者；如果你是以驱赶穷人的方式试图“消灭”穷人，那你实际上是在剥夺穷人向上生长的空间与自由！如果你是像现在一样试图通过限制房价上涨等方式“等待穷人”，那么对不起，总有赶不上的穷人“四方来朝”。而即使是世界上最穷的穷人，之所以愿意到城市，哪怕住潮湿肮脏的地下室，也不愿意留在山明水秀的农村故乡住一间大房子，根本的原因，就是乡村没有足够的穷人向上生长的空间，没有各种想像不到的可能性。

而对于城市原住民来说，并不是低房价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态，恰恰是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中的先富阶层支撑的高房价使旧城改造得以进行，使原住民不论是有房无房阶层都获得了改善住房乃至经济条件的空间——原住民中的有地有房阶级通过拆迁获得了高额补偿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即使是无房（租房）阶层，也可能获得了政府提供的保障房——而保障房的土地和资金，事实上都来自商品房的补贴。当然，这个过程中，是多数原住民住房郊区化的过程。

3，穷人进城与富人下乡

不管富人是像欧洲式的住在城里的多，还是像美国式的住在城郊的多，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如果是在一个财产自由、市场自由、迁徙和流动自由的国度，住在城里的穷人一定要比住在乡下的多！综观城市的历史，美丽的乡下往往是富人的专利！美国的历史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上述秦晖文章中提到：黑人在获得自由和公民权后纷纷进城，几十年内就从过去基本属于乡村族群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都市化族群，城居率比白人高出很多。

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看村落文明乃至县一级城市文明的遗存，从安徽宏村、苏州周庄、广东四平（碉楼）到山西平遥，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外经商或做官的富人“衣锦还乡”、“告老还乡”的产物。周庄最大的建筑群落——沈万三的宅子更特别，它甚至不是沈万三本人所建造，而是五百多年后其后裔建的，建好以后沈家也没有人住在那里——更大程度上该建筑成为了纪念先人之物。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被人为关闭30年后重新开启以来，自始至今存在着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的争论，发展小城镇的观点始终占据政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我们一些对大城市化心存畏惧者、一些理论家、一些对区域均衡发展资源均衡分配心存理想主义幻想的人，还认为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有所谓的“后发优势”，可以避免所谓的“城市病”，以为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能通过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战略，一步到位进入环境优美、能耗低廉、效率很高的“后城市化”时代。

但希望通过发展小城镇来解决城市化问题，基本上是天方夜谭白日做梦。这种观念和理论指导下的小城镇战略，前些年制造了很多高能耗高污染、最终又纷纷倒闭拆除的乡镇企业；这些年则大规划大手笔制造了许多空城鬼城，再过一二十年恐怕又是大量房屋被拆除的命运。

年轻人和穷人进入城市尤其是分工复杂的大城市，是全球性的规律。中国不可能独立于规律之外。从古今中外全球城市化的规律看，真正能够回到小城镇和乡村的，是城市里的成功人士。他们功成身退以后，会去小城镇和乡村，用城市文明返哺乡村文明。“溪水正急于奔向大海，浪潮却渴望重回陆地。”只有当你成为浪潮的时候，才有重回陆地的资本和能力。正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院长尹稚所言：“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现在所能看到的美丽乡村，都不是面朝黄土的农民留下的，而是成功的商人、官员告老还乡后的贡献。他们回乡后，修祠堂、修宅子，梳理乡里关系、办义学、捐钱修路，逐渐把城市文明带回去了。这个传统很经典地维护了中国的城乡之间知识、理念和文明双向传播，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而中国社会现在是既不允许城里人还乡，又不欢迎农村人进城。这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乡村社会的衰败；第二，所谓的城市高端化的人口固化引发的严重的老龄化——当大城市都变成熟人社会（这里我理解为‘老成功人士’的熟人社会——笔者注）的时候，只有权贵群体才能从中谋取更大的利益，基本上掐死了年轻人自我奋斗谋取上升的渠道。”

中国下一轮的“新型城镇化”，归根结底应该是回到传统、回到规律，完全彻底打通城市乡村自由流通的通道，打破户籍、身份、土地财产权等政策壁垒，放低门槛，让年轻人和穷人更自由地进入城市，让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能由不动的财产变成可以随身带走的资产。同时，打开成功人士投资和反哺乡村的渠道，让他们可以呼朋引友聚啸山林归隐乡村。

至于大城市的所谓资源承载力，基本上是一个人为设置的伪问题和假想敌。城市资源和承载力，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死数，而是与人类的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反，很多农村，尤其生态脆弱环境恶劣地区，资源承载力才真正是大问题，过度强调就地城镇化，既是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环境的不负责任。